6月初，《国企》杂志记者就国企和民企分别面临的健康问题采访了我公司董事长安林博士，安林博士对此发表了一些看法，故我司就采访全文转载如下：
日前，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在京发布《2013中国企业健康指数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分析了国企和民企分别面临的健康问题。该报告发现，从冒险精神、前瞻意识和敬业精神三项指标来看，民企的表现均远超国企。其中，国企的冒险精神得分尤其低。换言之，国企具有很强的风险规避倾向。报告认为：“这使得国企在变革、进取和探索方面表现较弱，也称之为内创疲软。大家都期望国企能承担引领行业发展的责任，但实际则不尽如人意。”
既然国企以上三个指标都低于民企，为何它们在市场上表现不凡呢？报告也指出，原因就在于国企一般都有经营绩效责任制，企业领导者必须在任期内达到预期目标。这使得国企更加看重短期业绩，而非长远发展。
报告中的得分结果显示，国企目前处于亚健康状态：表面亮眼的业绩背后是健康的隐患。究竟国企为何在三项指标上落后于民企？国企真的亚健康了吗？ 《国企》杂志特邀请相关专家对此进行探讨。
国企不如民企？
《国企》：报告发现，从冒险精神、前瞻意识和敬业精神三项指标来看，国企的表现低于民企。对此您如何看？国企表现低于民企的原因何在？
吴晓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体制机制。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改革步伐这几年有所放缓，国企在安全、维稳角度考虑得比较多。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够，市场竞争压力的传递比民企弱一点。第二，经营环境。近年来，国企经营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好的方面是资源、人才保障能力更强；坏的方面是市场竞争程度削弱，冒险精神弱一点。第三，所处行业特征。国企多处于基础性行业，离市场端比较远，前瞻性差一点，冒险精神也少一点。
至于敬业精神，可能存在争议。国企高管认为敬业精神是传统强项，民企高管却认为自己更敬业。可能一些国企领导很辛苦，付出很多，但得到的承认不如民企。在多干多错的环境下，国企领导越敬业得到的承认反而更少。报告认为，尽管以铁人精神为代表的一系列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发端于国企，但目前来看，国企的敬业精神有所削弱，需要在新的环境下实现新的传承。
许保利：国企冒险精神、前瞻意识和敬业精神三项指标低于民企，更多是主观价值判断和固有观念作祟。对于价值判断，很难简单评价对错，只能看是否符合国企实际。
不能认为求稳就没有冒险精神。不同企业对风险的感受和承受能力不一样，因为同一项目对于不同的企业来说风险不尽相同。对甲企业而言风险特别大，对乙企业而言就不一定，风险可能在正常值以下甚至更小。换一个角度说，国企那么大投资，那么多项目，哪能没风险？上市公司十大国企占据了巨亏榜前十，说明什么？没有控制住风险，行为是冒险的。承担风险是否越高越好？也未尽然。
敬业精神其实是责任心的问题，是否负责任地把事情做好。不能说国企条件好，敬业精神就差。说国企老总不负责任完全不客观，他们都想做好企业，把企业做大。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很激烈，竞争对手进500强，自己没进，就很有压力。当然，敬业精神越高越好。
安林：该报告的结论来自本来就有对立情绪的民企和国企的企业家互评，结果很难客观。同时，报告在指标、行业样本和结论上都值得推敲。
国企冒险精神低，可能是事实，更多是体制机制原因。国企老板真的很敬业，特别是在年度考核、任期考核、EVA考核等压力下，不乏创新精神。他们也很卖力，不管是什么目标导向，无论是追求晋升还是世界500强，不努力肯定混不下去。民企敬业是为自己干，两者不是一个层次。一个是赚钱，一个是包含责任考核和政治追求在内的事业心。
至于说国企的前瞻意识一定比民企低，我不敢苟同。现在中国很多先进的大项目来自国企特别是央企。央企有资源、有实力为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发展制定计划，进而影响企业未来发展的长期投资。
赵家俊：国企和民企冒险精神差别大是因为所有制不同。民企是自己完全承担责任。国企是国有资产，必须谨慎。
前瞻性是对问题的看法。企业的前瞻性与个人的前瞻性不同。企业的前瞻性主要指经营的长期性，企业家的前瞻性主要是管理行为的前瞻。国企推行任期制，由于存在代理关系，肯定是短期行为，只考虑任期内业绩。民企考虑的则是给儿子孙子留下家产，是两代三代。
个人不认同国企敬业精神比民企低。敬业精神是个人指数，是企业家的偏好，和企业家个人行为、体力、工作习惯、工作效率有关。而且，行业不同，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对敬业精神的具体要求和体现也不同。
《国企》：报告认为“社会和政府都期望国企能承担引领行业发展的责任，但实际则不尽如人意。”国企现在对产业的领导力是否存在争议？
吴晓波：国企对产业的领导力与其所处的产业特征有关系。国企多分布在产业上游，和终端消费者距离较远。在基础性行业，国企确实引领了行业发展，比如高铁和大飞机。报告的样本集中于终端市场企业或者接近终端消费者的行业。在这些行业，国企的引领能力可能不是那么强。比如新能源汽车，民企很积极，国企却没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许保利：国企不能在所有行业都引领行业发展。国有经济的布局有重点区别，在一些领域引领行业发展，在一些领域有行业地位，在一些领域没有优势甚至不存在。具体来说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中占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国企要向这些领域集中。
安林：如果总是有这样的意识，“国企应该挑大梁”，那么民企永远长不大。我们也希望民企如华为一般冲在前头。事实上，国企不停地发展，规模、技术成果很多在国际上是领先的，比如蛟龙号。
赵家俊：有没有数据排名，比如在多少行业，前几名的企业都没有国企？事实上，国企有些行业不想成为引领者，比如房地产业。还有零售业和服务业，国企不愿也不应该去引领，这和国家政策有关。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和引导决定了国企在什么领域发挥什么作用。过去讲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未来国企还要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对国企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要再认识。
《国企》：如何看待报告所说的“国企内创疲软”？
吴晓波：报告认为，国企的内创空间很大。一些来自国企的高管在民企CEO等岗位上发挥了创造力，这对民企和社会来说当然是好事，不过对于国企来说是一种损失。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优质资源在国企体系内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我们希望国企改革深入下去，解决机制问题，给有能力有创意的人以更大的发展空间。
近二三十年，大企业病很流行。国企开始以内部创业、股份制等多种形式改善创新环境。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在企业落地。要承认差异性，有创新能力又肯冒风险的人应该得到鼓励并给予发挥的空间。因此，企业内要克服红眼病倾向，破除新大锅饭的心理。不能讲“这么多年了又一起共事，发展成果也要平分”。贡献不同，成果分享肯定不一样。
许保利：先不说“存在内创疲软”这个判断准确与否，国企的创新能力的确需要加强。有些国企体制不灵活，不能营造创新氛围；有些国企由于机制问题、垄断地位、创新危机弱等原因，创新能力不强。不过，创新是有风险的，需要和市场需求相吻合，否则就会打水漂。不排除有职业经理人跳到民企，发挥更好的个案出现。
安林：不是国企内创疲软，整个社会都内创疲软，民企更严重。前几年流行的大学生创业、风险投资，现在都没了。实业空心化、创业的环境和土壤不好。民企船小好调头，可以卖工厂搞房地产。国企不能掉头。
国企亚健康了吗？
《国企》：“低风险偏好、看重短期业绩、内创疲软”等，真的如报告中所说的“对于国企来说是一种亚健康”吗？
吴晓波：肯定是一种亚健康状态。
企业需要积极进取，这是生存发展之道。如果企业缺乏冒险精神，也许今天可以生存得很好，但明后天就很难说。低风险偏好，影响到企业应对竞争时的状态。趋于保守，面对激烈的竞争就会处于下风。当然，不是说企业一定要追求高风险。而是说，企业家一定要敢于冒风险，否则企业将承受更大的风险。
大多数国企中层骨干，业绩导向看上司。在求安稳的企业文化中，搞创新需要冒很大风险。明明有好的创新机会，或者不敢有所作为，或者由于和业绩指标没有多大关系而不愿作为。背后的根源可能在于市场绩效与企业领导的职业生涯联系较弱。国企聚集了丰富的优质资源，员工平均素质也比较高。如果应该有的创造力没有发挥出来，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国企的考核体系以保值增值为目标，但竞争环境有波动，企业做出战略性行为会导致业绩有波动，因此一味追求保值增值的做法并不科学。我们说只看重短期业绩是比较危险的倾向，毕竟下棋时多看一步胜算才会更大。
许保利：如果一个企业真要这三个指标有问题，肯定需要改进。低风险偏好无可非议，企业行为的选择是有条件的。国企盘子大，不是个人资产，不能有赌徒心态，以赌拼大发展。没人会答应国企那么玩。前瞻意识主要处理的是长期和短期的关系。过于前瞻，眼前的事情没做好也不行。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
个人认为报告的研究思路值得商榷，企业的健康是否可以类比人的健康？一个人健康与否，是个人的事情。一个企业是否也是这样？企业生存从来不是自己的事。企业为市场而存在，为市场需求而活，产品不行肯定被淘汰，否则企业的存在毫无意义。
对国企三项指标都不如民企的一个反证是，现实中谁发展好？还是国企。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三项指标国企均高于民企，是否就说国企一定发展得更好？
赵家俊：低风险偏好、看重短期业绩在国企普遍存在，但这未必不好。如果一个国企只由一个国企领导一直代理下去，很可能会滋生其他严重问题。国企一把手的短期行为是制度造成的，是迫不得已的，需要另外的制度约束，和健康与否没有什么关系。
对于企业，管理上不能过度拟人化描述。其实，健康不健康看结果。有些人一辈子高血压没多大事，有些人血压高一天就受不了，很难说谁健康。判断健康与否，选择什么指标、占多大权重非常重要。有些指标逻辑上存在问题，是否有必然联系不好说。企业健康与否的判断标准应该是能否可持续发展。企业健康的核心要素一是是否能长期存活，二是是否活得比别人好。
《国企》：那么，如何改善国企这种亚健康状态？
吴晓波：对于国企管理，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不要过多地纠缠于所有制。因为一个企业的竞争力更重要的是来自管理架构、管理体系而不是所有制。同样的环境下，为什么有的国企表现好，有的国企表现差？好的国企一定是利益共同体，相互制衡又相互激励。其次，核心在于领导团队。有水平有能力的管理者能否待得住、待得好、待得长？现在大家希望国企领导人以党员标准要求自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国企领导和政府官员不一样，要承认其特殊价值。市场经济要承认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当然绝不是鼓励贪婪，而是推行符合人性的激励。
对于国资监管，国资委需要反省的是管得越来越细。国资委毕竟不是企业，国资委干部也不在经营一线，对企业了解程度远不如企业领导。企业在市场中更多地受到来自上级的指挥棒影响，也不利于发挥企业的创造力。有时国资委是出于好心，辛苦做了很多工作，但不一定符合市场规律。比如推广精益生产，设定了很多指标，成立了推广小组。但对于企业，更多的应该是“我要做”而不是“要我做”。国资委要放权，管底线指标，不能过线。一旦过线，必须严厉处罚。底线之上如何发挥交给企业，给企业更多空间。
归根结底，体制改革保证底线，机制改革保证自由空间。
安林：国企的出路是市场化。只有市场化才能解决国企不具备、民企具备的东西。反过来说，民企不市场化也不行，更容易衰落。市场化手段，国企民企都可以用。国企上市后就变身为公众公司，很难再区别国企和民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