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韩丛就国企跨界经营问题采访了我公司董事长安林博士，安林博士对此发表了一些看法，故我司就采访全文转载如下：
一直以来，国有企业在融资、市场准入、税收、政策优惠等方面占据优势地位，相比之下，与部分国有企业同处于市场竞争中的民营企业则疾呼不公，而这也成为国企饱受诟病的原因之一。
有媒体人士评价曾如是评价国企，“它们通常都自由跨越在多个行业，基本不用像民企那样担心政策准入问题、项目审批问题和贷款问题。部分企业一旦亏损即叫苦连天，经常可获得提价、国家注资等多种形式的救助。”
正因此，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国有企业应适当退出竞争性领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许光建对本报记者表示，“国有企业应该清楚自己的界限，它应该主要涉足资源垄断型行业或者是国家战略型产业，而非竞争性领域，要摆正自己的主要位置，要清楚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九游会J9联合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安林博士则对本报表示，“市场能做的尽量归市场，市场不能做的应该由国企来做，这应该成为国企的责任。”
事实证明，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据本报记者此前了解，国企特别是央企作为共和国的“长子”，确有特权。他们占据着国家金融、电信、石油、电力等垄断、半垄断领域的同时，在贷款等方面的确占据着优势。某央企负责人曾对本报记者表示，国家给了非常多贷款，这确实比民企来得容易，而这与他们的还贷能力和信用有关系。
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的生存不但难以介入以上提及领域，且其他竞争性领域的民企在贷款和市场竞争方面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一位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曾对本报记者表示，尽管公司属于高科技新兴产业，能够享受一定的优惠政策，但公司资金大部分还是靠抵押贷款，无奈之下还会将自己的房子抵押出去，与同行业的国企相比，资金实力相差甚远。
国企相对于民企的优势还远不止于融资贷款方面。尽管政策规定，原则上国企只应在战略性、非竞争性行业发挥作用，但事实上，国企凭借其自身优势地位、国资背景频频将手伸向盈利高的领域，比如涉足房地产、购买理财产品等。
针对上述部分国企跨界经营的问题，许光建表示，“国资委曾经规定国企要坚守主业，不要到处伸手，这如果是民企还可以理解，换做国企赚钱了还好，一旦形势不好，就会遇到很多困难，而这些困难对国企而言是难以消化的。”
某长期接触国企高层的业内研究人士则向本报记者透露，称其实国企高层未见到都愿意投资房地产等高利润行业，只是迫于盈利状况考查审核，不得不这么做。
安林博士分析认为，“国企跨界经营不排除企业自身和上级导向存在问题，但也要考虑一些国企可能也在考虑能不能找到新的战略增长点，因为一个企业不可能永远不更新。”
有业内人士认为，上述融资、跨界经营等问题在折射出国企民企待遇不公的同时，也必然牵涉到国退民进这一主题。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主任卫祥云曾对本报表示，我国目前正处于国企改革的最后阶段，其核心问题将是国企的退出问题。
他认为，竞争性国企的退出是一个争议不大的问题，其退出只是时间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因退出引发的利益调整。具体而言，国企的退出将是一个先分类再逐步退出的过程，首先而言是将国企分为竞争性国企和非竞争性国企，然后是竞争性国企的退出与非竞争性国企的改革同时进行。此外，除在竞争性领域，国企应逐步退出并让位于民企之外，在垄断性行业还应对非国有企业逐步开放。